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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言 第四十八卷 第四期


1. 從邊疆史到臺灣史：世變下郭廷以史學的一個側面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 作為政治神話的「榜樣」與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雷鋒」符號的生產、運作機制與公眾記憶
袁光鋒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3. 日本考古學與民族主義：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的意識型態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

4. 《黃庭經》與唐代道教修道轉型
李  平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法律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5. 北宋理學「天人之道」溯源：以唐中葉「氣、天、易」為線索
劉芝慶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生

6. 歷史學關懷如何促成社會學式提問：以一個臺灣韋伯研究為例
林  錚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從邊疆史到臺灣史：世變下郭廷以史學的一個側面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郭廷以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創所所長，該所為了二○○五年紀念創所五十週年，先於二○○三年夏天展開郭先生「門生故舊」的口述訪談計畫，筆者有幸參與其事，除了感受到郭先生嚴肅而溫暖的做人風格，並且能快速進入郭先生的學術思想，茲就所見，參照檔案書信、著作文本，掘發其史學的一個特色／側面。
由於抗日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救亡運動的高峰，而邊疆研究又是此一救亡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任教於中央大學的郭廷以為了躲避戰火隨著學校遷到四川，當時受教於郭先生的王聿均（後來服務於近史所）認為，郭先生最有興趣、最精采的課就是邊疆問題。戰後郭先生兩度到臺灣大學短期授課，所講的就是臺灣史；從郭廷以的立場看，臺灣也是中國的「邊疆」。
本文針對《臺灣史事概說》的文本，從遠古以至近代――比較引人注意、同時比較引起爭議的觀點作一描述，並根據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予以評論。本文認為他的臺灣史研究固然有精采的一面，但由於「時代心靈」的限制，無法從臺灣主體出發看事情，旁證之一是他對一九六四年彭明敏政治案的看法，以及處理（同一事件）同仁魏廷朝入獄的態度不符外界期待。畢竟，郭廷以的生命情調在中國，不在臺灣。

關鍵詞：郭廷以、邊疆研究、《臺灣史事概說》、時代心靈的限制



作為政治神話的「榜樣」與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
「雷鋒」符號的生產、運作機制與公眾記憶

袁光鋒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政治神話是人類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能夠建構和維護統治秩序的合法性。政治神話可以是一套意識型態的話語體系，也可以是具象化為特殊個體的「榜樣」。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統治模式下，有一批作為政治神話的「榜樣」被製造出來，這些政治神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擔負著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責任，為政黨的各種政治運動凝聚力量和民心。政治神話被製造出來之後，便成為一個政治符號，通過節日、儀式的形式，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並形成關於這個符號的
社會記憶。公眾則通過對政治神話學習和模仿，將附著在政治神話之上的價值觀內化為自己的行為規範，持久之後便會「改造舊自我」，形成「社會主義新人」的政治人格，維護著政黨的統治秩序。
本文以「雷鋒」的塑造為個案，以《人民日報》的報導為分析文本，探討了「雷鋒」作為現代政治神話的生產、傳播以及具體運作技巧，並在「國家與社會」關係變遷的背景下，分析「雷鋒」神話的消解歷程。
文章的旨趣在於以「雷鋒」的個案為切入點，探討集權主義時代「官方」與「民間」的互動邏輯，以及兩者權力關係的變遷如何塑造政黨意識型態的新特徵以及影響其所發揮的效用。

關鍵詞：雷鋒、政治神話、政治動員、社會記憶、社會主義新人



日本考古學與民族主義：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的意識型態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

二○○○年是日本考古學的不祥年。日本前期及中期舊石器遺跡被揭發是由業餘考古學者藤村新一所捏造，整個日本前期及中期舊石器的考古成果被澈底推翻。藤村成眾矢之的，個人承擔所有責任。文化廳官僚、地方政府、傳媒及學界紛紛以受害人身分批判藤村。究竟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是否單純是藤村新一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的欺詐行為？
本文探討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的來龍去脈及背後的意識型態，從而顯示這是二十多年間多方面與藤村共謀下的產品，在背後推動及利用其考古發現的學者、傳媒、文化廳官僚及地方政府難以逃避責任。事件的出現與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興起的新民族主義息息相關，考古學成為推動民族主義的棋子。官方利用教科書、博物館、指定文化古跡等手段宣傳偽考古發現，去提倡「日本古代文明大國論」及「日本人論」。地方政府亦希望藉此加強地區凝聚力及旅遊資源。傳媒及學界不但把關乏力，甚至煽風點火，與官方一起大合唱。

關鍵詞：日本考古學、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型態、學術欺詐



《黃庭經》與唐代道教修道轉型

李　平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法律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學界對《黃庭經》的重視由來已久。然而，對於其在唐代的流傳和體用狀況的研究尚且有限。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信徒修道中與《黃庭經》相關內容的考察，梳理出其在唐代地位提升的方式和表現型態。唐代前期承襲南北朝以來道教經教化和宮觀化的發展趨勢，《黃庭經》業已被納入上清派的經典體系之中，然其地位並不高。但以之為修身、長生秘笈的風尚廣泛存在。
基於唐前中期道教教內對義理的深入討論，對「成仙」的理解發生了變化。隨著理論成果向修道方法層面的滲透，原本涇渭分明的「長生」與「成仙」的界限開始消弭。契合理論趨勢的相關技法和典籍在此時期往往被其體行者視為達至升仙的通途，《黃庭經》就是典型的一例。其地位由長生方提升爲成仙法，轉折主要發生在晚唐。至北宋業已獲得至高地位。
變化體現在諸多方面，本文所論包括：晚唐人士對其至上道經地位的認可過程，其在修道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變化，與之相關的成仙、顯聖事件集中、大量出現三個方面，據此指出它在晚唐已通過在修道實踐中與「氣法」的融會，以顯聖事件為代表的神聖性彰顯強化其作為成仙法門的地位。這種源自基層實踐的新發展「自下而上」地影響到了宮觀道教乃至與教理規範以及唐王朝官方的態度，進而完成了《黃庭經》在道教界至上道經地位的確立。

關鍵詞：黃庭經、道教、修道、氣法、唐代



北宋理學「天人之道」溯源：以唐中葉「氣、天、易」為線索

劉芝慶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生

在氣化宇宙的思維裡，唐人開始思考人與天的關係，其間或有不同，但這些思考皆奠基於天人整體的預設立場。那麼，在天人宇宙中，人究竟該如何做？唐人對此各有說法。特別是中葉以後，道教煉丹以氣、《易》為關鍵，取法象天，將身體視為一小宇宙，與外在大宇宙呼應，其工夫特殊之處，亦在於斯。佛教禪宗則是直證本心，認知世界之虛妄幻影，同樣亦不脫離天人整體的觀點。
循此而下，氣論是理學家世界觀的基礎、心性是他們的修養依據，易、太極圖則是示諸後學的入道法門。如此種種，固然可上溯先秦儒學，但也是因為理學家使用了唐中葉以後的思考模式與思想資源，然後遙望先秦儒學，建構己說所致。
本文的研究，就是要以氣、易、天的角度，探溯北宋理學淵源，並企圖說明這種變化發展。

關鍵詞：氣、天、易、道教、禪宗、理學



歷史學關懷如何促成社會學式提問：以一個臺灣韋伯研究為例

林 錚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社會學的演進一開始曾與歷史學這門學科有所關連。不論是馬克思、涂爾幹還是韋伯，他們的研究全都與一種歷史旨趣分不開來。隨著社會學開始帶有一種實證主義色彩之後，它力求表達出一種客觀性，類似於自然科學的客觀性；這種科學與一種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理解從此毫無關連。這樣的情形自一九七○年代末期起有了顯著的變化――當一些受到古典教誨的學者，著重強調社會學研究的歷史面向之時。
在臺灣的例子裡，在眾多思想家當中，韋伯的作品毫無疑問在這點上具有一種巨大的影響力，並且使社會學界得以發展出一種歷史社會學。不過，要如何妥善地調解社會學與歷史學，這將構成一項不可忽視的挑戰。理由是，此種新的社會學並不滿足於將某些關鍵概念填入更多的歷史材料而已。另一方面，韋伯處理（特別是中國的）佛教的方式，吸引了一位歷史學家――他同時是《印度教與佛教》的譯者之一――的注意力。正是在這個問題的解答上，他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即史家的關懷可以形塑出一種社會學問題――只要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易於被社會學家暨歷史學家所理解的提問。

關鍵詞：韋伯、佛教、歷史學╱社會學關係、康樂


北宋理學「天人之道」溯源：以唐中葉「氣、天、易」為線索

劉芝慶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生

在氣化宇宙的思維裡，唐人開始思考人與天的關係，其間或有不同，但這些思考皆奠基於天人整體的預設立場。那麼，在天人宇宙中，人究竟該如何做？唐人對此各有說法。特別是中葉以後，道教煉丹以氣、《易》為關鍵，取法象天，將身體視為一小宇宙，與外在大宇宙呼應，其工夫特殊之處，亦在於斯。佛教禪宗則是直證本心，認知世界之虛妄幻影，同樣亦不脫離天人整體的觀點。
循此而下，氣論是理學家世界觀的基礎、心性是他們的修養依據，易、太極圖則是示諸後學的入道法門。如此種種，固然可上溯先秦儒學，但也是因為理學家使用了唐中葉以後的思考模式與思想資源，然後遙望先秦儒學，建構己說所致。
本文的研究，就是要以氣、易、天的角度，探溯北宋理學淵源，並企圖說明這種變化發展。

關鍵詞：氣、天、易、道教、禪宗、理學



歷史學關懷如何促成社會學式提問：以一個臺灣韋伯研究為例

林 錚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社會學的演進一開始曾與歷史學這門學科有所關連。不論是馬克思、涂爾幹還是韋伯，他們的研究全都與一種歷史旨趣分不開來。隨著社會學開始帶有一種實證主義色彩之後，它力求表達出一種客觀性，類似於自然科學的客觀性；這種科學與一種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理解從此毫無關連。這樣的情形自一九七○年代末期起有了顯著的變化――當一些受到古典教誨的學者，著重強調社會學研究的歷史面向之時。
在臺灣的例子裡，在眾多思想家當中，韋伯的作品毫無疑問在這點上具有一種巨大的影響力，並且使社會學界得以發展出一種歷史社會學。不過，要如何妥善地調解社會學與歷史學，這將構成一項不可忽視的挑戰。理由是，此種新的社會學並不滿足於將某些關鍵概念填入更多的歷史材料而已。另一方面，韋伯處理（特別是中國的）佛教的方式，吸引了一位歷史學家――他同時是《印度教與佛教》的譯者之一――的注意力。正是在這個問題的解答上，他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即史家的關懷可以形塑出一種社會學問題――只要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易於被社會學家暨歷史學家所理解的提問。

關鍵詞：韋伯、佛教、歷史學╱社會學關係、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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