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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言 第55卷 第2期


「文化記憶中的香港」專號

「文化記憶中的香港」專號導言
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專號論文
1. 空留古廟號侯王：論九龍城宋季古蹟的記憶及侯王廟記憶的歷史化
姚道生／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
黃展樑／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碩士

2. 混血兒的身分認同與價值實現：香港報刊內外的施玉麒
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3. 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本與二戰歷史記憶
朱維理／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4. 政治的法律化：冷戰時期香港的地緣政治處境及其法治的鞏固
蔡俊威／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李家翹／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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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號論文

空留古廟號侯王：論九龍城宋季古蹟的記憶及侯王廟記憶的歷史化
姚道生／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
黃展樑／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碩士

辛亥革命之後，一批前清遺老來到香港。他們懷著思念前清的「記憶意圖」，以詩文書寫了宋王臺、侯王廟等四個宋季古蹟。這些古蹟因此被組成一組文化景觀，成為了遺老的「記憶所繫之處」。遺老以宋王臺象徵政治與文化的正統，以侯王廟象徵忠臣死節，藉此建構其「遺民」身分。不過他們的「記憶意圖」因欠缺集體化與延續性而不為香港人理解；而古蹟亦無助於香港人建立身分認同，故未能成為香港人的「記憶所繫之處」。到了冷戰時期，有關的古蹟多已湮滅，「宋王臺」只剩下一個石碑，獨侯王廟保全完好。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一批國民黨知識分子來到香港，剛巧遇上港英政府改遷宋王臺。他們把握了這個機會，透過歷史考證挪用了宋王臺的正統記憶，以表達「民國才是正統」的新記憶意圖，卻擺落了侯王廟的忠臣記憶，也否定了遺老的侯王廟書寫，結果侯王廟的記憶被歷史化，侯王廟則轉化為「歷史所繫之處」。因此，雖然「宋王臺」石碑的規模無法與侯王廟相比，但其記憶卻反因為改遷與國民黨人的挪用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續。可見「記憶意圖」對「記憶所繫之處」及身分建構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可見到，當歷史考證結果與記憶一致時，歷史是記憶的支援；若不一致，則歷史就是對記憶的撼動。

關鍵詞：記憶所繫之處、歷史所繫之處、記憶意圖、集體化、延續性



混血兒的身分認同與價值實現：香港報刊內外的施玉麒
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近年來，早已式微的香港混血群體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探討重點往往在於這些混血兒如何認同一己之身分、實現個人價值。出生於本地歐亞混血家族的施玉麒牧師（Rev. Canon George Samuel Zimmern, 又稱Canon George She, 1904-1979），可謂一個特殊的個案。他童年就讀於中式書塾，其後負笈於聖公會開辦的拔萃書室和英國牛津大學，深受中西文化影響。其同代混血兒的生涯規劃，一般是成為專業人士、商人或公務員，生活洋化。而施玉麒由於童年困頓，加上學習環境的薰染，使他在取得大律師資格後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亦即成為社會活動家、神職人員和教育工作者，更多以華化的一面示人。本文在概述施牧生平後，先著眼於香港舊報刊中關於施牧之記載、報導，以見其價值實現的方式如何落實在(1) 拔萃成員、(2) 法律界人士、(3) 社會活動家和(4) 教育工作者的幾重身分之上，而這些身分又如何構造出他社會賢達的形象。然後，本文將視野移向報刊之外，從(1)家庭背景與政治傾向、(2)教育經歷與社會理念兩方面，論析施牧這種價值實現的背後又如何受到其身分認同之影響。

關鍵詞：施玉麒、混血兒、香港族群、身分認同、拔萃書室



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本與二戰歷史記憶
朱維理／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2015年5月13日，香港政府宣布向立法會提交「特別假期（2015年9月3日）條例草案」，將該日訂為一次過的額外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讓香港市民有機會與內地人民一同參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的活動，引起公眾嘩然。此因自1945年光復後，港英政府訂定8月30日為香港的光復紀念日，本地報章每年都發表紀念文章。同時，左派報章又轉載國內「抗戰勝利」的論述，本地由是並存了兩套二戰的論述。但是在港英政府與本地社會主導下，重光紀念日的歷史論述一直主導了本地社會的二戰話語，與不滿中國的社會聲音，共同促成了是次的迴響。由是之故，香港社會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識成為了解當下香港社會思潮，以及香港政治格局的切入點之一。
故此，本文從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作為切入點，探討本地為主的「光復紀念」與中國歷史及歷史科結合的過程，呈現為殖民論述、本地需要及右派文化民族觀結合的主流詮釋，並在回歸後轉化為抵抗「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論述，揭示本地社群身分認同的構成與背後的政治權力更替，從而嘗試解釋現今香港的歷史意識。

關鍵詞：香港歷史意識、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教科書、二次世界大戰



政治的法律化：冷戰時期香港的地緣政治處境及其法治的鞏固
蔡俊威／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李家翹／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

本文將探討1949至1967年間香港法治體系建設背後的政治與政府的策略考量。它將指出，縱然香港的法治制度在19世紀末已初具形態，但其發展至完備，關鍵就是1949年以後的二、三十年間。香港在該時段內面對敏感的地緣政治處境，為包括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甚至美、蘇等外來勢力所爭奪，促使英殖政府強化香港的法治，使之有了今日所見法治的三個重要元素：法律的普遍適用性、司法獨立、檢察獨立。法治，對英殖政府而言，是其權力操作的工具。它將之完善，並把其所面對的地緣政治挑戰化為法律問題，交予法律程序處理，便能抽身於不易駕馭的政治問題，更因而獨善其身，有利其對香港的管治。這是政治的法律化。本文還將指出，香港的經驗並非孤立的本土經驗，以地緣政治的學術角度重新審視法治在香港建立與發展的歷史，會發現其特殊性與普遍性。地緣政治的角度，能為相關問題的思考提供現有的「文明使命論」、「法律強加論」及「互動論」以外的理論框架。

關鍵詞：香港、法治、地緣政治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從地緣政治思考香港——沒有基礎的樂觀，才會導致沒有基礎的悲觀〉。明報新聞網（2018.09.23），網址：https://bit.ly/2PZ0apM。點閱日期：2018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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